望远镜中的隔海诗魂
《壮丽余光中》望远镜中的隔海诗魂,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!
——余光中诗观遥测
有一座美丽的宝岛，在海峡之东南，与大陆隔着东海的万顷波浪。三十多年前，一位五陵少年踏波东去，今天，已经成为著名的诗人、散文家和学者，蜚声海外的文坛。他，就是本文所论的余光中。
《诗经》有句说：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（《小雅·鹤鸣》）郑玄笺云：“他山喻异国。”台湾，不是异国，它是我们中华母亲不可分割的海上蓬莱；台湾当代文学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因此，探讨余光中关于诗的艺术观点及其演变，对我们当今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，或许是有借鉴意义的吧。
一、浪子的回归
余光中，祖籍福建永春，1928年生于南京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随母亲流亡于苏皖一带沦陷区和大西南，就读于重庆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。1947年，他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，后入金陵大学外文系。1949年1月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，开始在厦门的《星光》、《江声》二报发表新诗及评论，1949年7月随父母去香港，失学一年。1950年5月，他由香港去台湾，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，在报刊上发表新诗。1952年毕业后在大学任教，1959年留美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，回台后，先后任大学的讲师和教授。1952年，余光中年方二十四岁，从该年他的处女诗集《舟子的悲歌》问世到现在，他总共出版了十三本诗集，以及包括二百篇以上文章的七本散文与文艺批评文集，九本翻译作品集；此外，还有数量颇为可观的以诗论与画论为主的英文论著，是三十年来台湾文坛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。“论作品之丰富、思想之深广、技巧之超卓、风格之多变、影响之深远，余光中无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。要选举大诗人的话，他是一个呼声极高的候选人”，“学则博引中外古今，意则翻空出奇，擅于运用比喻，精于铸造警句，或则幽默机智，或则沉郁深远，有瑰丽之姿，具雄长之气，句式长短，变化多端，文言口语，欧化语法，参酌互用，令人叹为观止”——香港学者、评论家黄维樑曾编著《火浴的凤凰—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》一书，从他的“导言”中对余光中的作品所作的上述品鉴，可见港台文坛对余光中评价之一斑。
然而，在诗的艺术观方面，余光中是一个回头的浪子，他在拨正他的艺术航道之后，才在诗的海洋里采撷到更多的珠贝。
由于政治的、文化的和地理的等等原因，加之大约是诗歌敏于感受而常常开风气之先吧，在50年代与60年代，台湾许多诗人在朝向西方的高速公路上争先恐后地赛跑，台湾诗坛浮沉于现代主义的狂涛巨浪之中。从50年代到60年代，台湾有三个主张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以现代派为旗帜的诗社：一是1953年初创而于1956年正式宣告成立的以纪弦为掌门人的“现代派诗社”。1953年，30年代曾以路易士为笔名在戴望舒主编的《现代》上发表诗作的纪弦，在台湾创办《现代诗季刊》，1956年宣告诗社成立之时，参加者为八十人，后达一百零二人，对台湾现代派诗歌运动影响至巨；一是1954年3月以覃子豪、钟鼎文、余光中、夏菁为主创立的“蓝星诗社”，该诗社于《公论报》创办《蓝星周刊》，并主编《蓝星诗选》；一是1954年3月由痖弦、洛夫、张默三人创办的“创世纪诗社”，这个诗社大力宣传西方现代主义诗作，为台湾现代派诗运推波助澜。余光中加盟并成为“蓝星诗社”的大将，正当二十六岁，自然也难免随其流而扬其波，结束了他传统的格律诗创作而转向现代派。从他的早期诗集《蓝色的羽毛》、《天国的夜市》、《钟乳石》、《万圣节》之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当时的诗风的某些消息，正如他后来在诗集《白玉苦瓜》的自序中所说：“少年时代，笔尖所沾，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，便是泰晤士的河水，所酿也无非一八四二的葡萄酒。”1956年晚春之一夜，余光中偕友人夏菁拜访梁实秋，梁款以所藏1842年的葡萄酒，余光中当年曾写《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》一诗，开篇即说：“何等芳醇而鲜红的葡萄的血液！如此暖暖地、缓缓地注入了我的胸膛，使我欢愉的胸中孕满了南欧的夏夜，孕满了地中海边金色的阳光，和普罗汪斯夜莺的歌唱。”
在西方的血液“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”之后，如果没有后来的转变，余光中也许真会成为一叶永远停泊在西方海岸的孤帆。但是，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感和传统感的余光中，他热爱祖国，怀恋故乡，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深厚的传统文化一往情深，同时，他数度讲学于欧美之后，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病，也有深切的体会与认识，于是，他在诗作者们一窝蜂而尘土飞扬的现代派的西行路上，前瞻而后顾，最后终于毅然作出了诗的反正。1959年以来，台湾诗坛掀起了几次关于诗的发展道路的激烈论争，余光中以现代主义的叛逆者的姿态参加了论战，分别出版于1964年的诗论集《掌上雨》与诗集《莲的联想》，就是浪子回头的理论和作品的证明。正因为如此，为一些现代派诗人尊为“盟主”的覃子豪，指责他“在向后转”，而现代派的另一重要诗人痖弦，当时则称他为“复辟派”。
在诗的论争中，余光中反戈一击，批评了现代派诗歌的三大弊病：内容上的虚无；表现上的晦涩；诗风上的“恶性西化”。
内容的虚无，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一大痼疾。台湾许多现代派诗人反对理性，否定人生的价值，对生活感到空虚和怀疑，他们强调诗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或潜意识的表现。对于“现代主义的导师”法国诗人兰波，覃子豪在《法兰西诗选》的“绪言”中就说：“兰波是一个精神病患者，他给现代文学立了新的表现方法。”而所谓“新的表现方法”，就是“近代人神经过敏的一种病态的感觉”。而纪弦也说：“诗的本质是一个情绪，一个超音乐状态的、有想象的情绪，所谓‘诗的情绪’也。”例如他的名作《七与六》：“拿着手杖7/咬着烟斗6/数字7是具备了手杖的形态的/数字6是具备了烟斗的形态的/于是我来了/手杖7+烟斗6=13之我/一个诗人/一个天才/一个天才中的天才/一个最最不幸的数字/唔，一个悲剧/悲剧悲剧我来了/于是你们鼓掌/你们喝彩。”如此现代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，不纯粹是一种内容空虚的文字游戏吗？余光中在《再见吧，虚无》一文中批评洛夫否定一切人生价值的虚无主义思想，他在文章结尾强调：“如果说，必须承认人是空虚而无意义才能写现代诗，只有破碎的意象才是现代诗的意象，则我乐于向这种‘现代诗’说再见。”在《从古典诗到现代诗》一文里，余光中又说：“生完了现代诗的麻疹，总之我已经免疫了，我再也不怕达达和超现实的细菌了……我看透了以存在主义（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）为其‘哲学基础’、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的那种恶魔，那种面目模糊、语言含混、节奏破碎的‘自我虐待狂’，这种否定一切的虚无太可怕了，也太危险了，我终于向它说再见了。”
余光中透彻地指出这种虚无的人生观是一种“心理癌症”，他剖析说：“最戏剧化的一点便是，这种心理癌症的患者非但甘之若饴，乐之不疲，而且希望健康的人也与他们绝症共患，同病相怜，否则，别人就不够现代。”（《幼稚的“现代病”》）他的《莲的联想》一诗中的“莲”，是东方的，生命的象征，他歌唱“莲”：
虚无成为流行的癌症
当黄昏来临
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
我的却拒绝远行，我愿在此
伴每一朵莲
守住小千世界，守住神秘
诗人赞美中国的有传统意义和美学价值的“莲”，对虚无这种流行于诗坛的癌症，作了诗的针砭。
表现上的晦涩，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又一不治之症。黄维樑曾经尖锐地指出：“台湾6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运动，制造了大量艰深晦涩的文字，使读者对新诗失去信心。这个运动破坏多于建设，其实应正名为新诗的文化大革命。”（见《怎样读新诗》一书）当日台湾的诗坛，由于现代派诗人们热衷于对超现实主义作诗的祷告，否定诗歌也应该是思想感情的传达与分享，主张现代诗具有不可解释性，所以他们的许多诗作无异是谜语的代名词。洛夫的名作《石室之死亡》固然使人不知所云者为何，方思的《黑色》也无法使读者走出他的迷宫：“在黑色的荫影中看自己的影子/荫影轻摆于黑色的水中/这样看自己的影子是足够的清楚/这是好的：我是千年炽火凝成的一颗水晶。”对于晦涩这一诗的魔障，余光中没有吝惜他攻击的火力。他指出，内容的虚无与形式的晦涩是台湾现代诗的两大危机，而造成一首诗晦涩的原因约分为六类，第六类是一种有意的晦涩，为晦涩而晦涩，这一种晦涩最不可原谅。（见《论明朗》）当然，余光中所说的“明朗”，照他自己的解释，“应该是‘云破月来’，是‘柳暗花明’之境而不是内容单调的一目了然”。（《六千个日子》）同时，余光中还以他对西方文学的真正了解，说明从艾略特的晚年起，英美诗坛就掀起了反晦涩运动，当代英美诗人如金斯堡、魏尔伯等，其诗风就不是晦涩的。他在谈到与艾略特并世的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时候说：“弗洛斯特是极少数能够抵抗晦涩的浪潮的诗人之一。这一点，未来的文学史家当能追认。事实上，晦涩已经在当代英美诗坛退潮了。”（《谁是大诗人》）而台湾一些高呼“反传统”而盲目地追随西方过时的传统的诗人，“为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药”，他们“先学会了西方的流行性感冒”（《在中国的土地上》）。是的，当晦涩像十二级台风横扫台湾诗坛的时候，先前曾写过《天谴》、《史前鱼》这种旨趣难明的诗作的余光中，竟然写出上述这种针砭时弊的文章，无疑是擎起了一面逆风而行的旗帜。
1967年，余光中《在中国的土地上》的结束语说：“如果诗人也不追求价值，谁还去追求价值呢？如果诗人，语言的净化者，也不能把话说清楚，要等谁来把话说清楚呢？虚无，是一种罪恶，晦涩也是，在中国的土地上。”回归之后的余光中不但对虚无与晦涩痛加砭斥，而且对诗风上的“恶性西化”也深表不满，关于他这一方面的观点，我留在本文第三节中介绍，此处不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