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造性艺术思维
《壮丽余光中》创造性艺术思维,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!
余光中的优秀作品，是创造性艺术思维的结晶。
1966年，余光中《大诗人条件》一文列举评价大诗人的标准，依次为：多产、影响力、独创性、普遍性、持久性、博大性、深度和超越性。他强调对生活和文字的敏感，强调生生不已的创造，他在如前所述的同名文章中说：“三千篇雷同的作品，在分量上还不及三篇风格各殊的佳构。重复是没有意义的。”他还指出：“继续写下去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你可以继续写到1986年，而事实上仅仅是在复制自己。”他的结论是：“一个大诗人，从模仿到成熟，从成熟到蜕变到风格几经推陈出新，像杜甫，像莎士比亚和叶芝那样，必须不断超越，超越古人，超此时人，超越自己。”余光中年近六十，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风格几经蜕变，人称“艺术的多妻主义者”，如同不凋之树，每一道年轮都在创造和更新中旋转。阳光，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作者都抒写过的了，缺乏创造才情的平庸笔墨是不能动人心目的，但余光中的《秋分》却有如下出色之句：“鹰隼眼明霜露警醒的九月/出炉后从不生锈的阳光。”把太阳比为熔炉尚属平常，说秋日的阳光“从不生锈”就匪夷所思了，这就是创造性艺术思维所开放的花朵。从创造心理学的角度看来，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创造心理的产物，创造性的艺术思维，是思维运动的高级过程，是人的智力在较高层次上的表现，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最重要的美学素质之一。下面，我拟从“创造性艺术思维”这一命题出发，对余光中的诗美天地作一番并非全面的探访。
求异性。求同性思维是求异性思维的基础或初级阶段，但是，创作中如果习惯性地沿用求同性的思维方式，用习惯性、习常性程序去构思作品和塑造形象，就容易形成一种凝固化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定式，作品就难免不落于模仿或者重复。诗歌创作中求异性思维活动的特点就是创造，是对新颖性、独立性、创造性的想象的尊重与追求，而不是原封不动的继承、陈陈相因的蹈袭、不厌其烦的重复。
求异性，能使诗人冲破旧的、传统的“常态模式”，把思维从狭窄、封闭、固定的系统中解放出来，去探寻新的艺术天地，创造新的艺术世界。例如“伞”，这是海内外许多诗人都写过的了，但余光中的组诗《六把雨伞》却分别写了与雨有关的“遗忘伞”、“音乐伞”、“记忆伞”、“亲情伞”、“友情伞”与“伞盟”，表现了各不相同的“伞趣”与“伞境”。例如“月”，自从它从《陈风·月出》篇中升起并照亮了整部《诗经》之后，中国诗歌千百年来对她情有独钟，赞美月亮的冠军大概是李白而莫之他属了，他流传至今的作品，至少有四分之一写了月亮，其中不乏俊句佳篇，后人想与之争胜，一定要另辟蹊径，力求异而不同。照耀过李白的峨眉山月，也照耀过抗日战争时期流亡于四川的少年余光中，他不能忘情，他的诗中也有一个多彩多姿的月世界：
（一）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
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
——《独白》
（二）月光光，月是冰过的砒霜
月如砒，月如霜
落在谁的伤口上？
——《月光光》
（三）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
包一片月光回去
回去夹在唐诗里
扁扁地，像压过的相思
——《满月下》
（四）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
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
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
——《寻李白》
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古典的月，现代的月，它照临在余光中的诗中，都构成了一个具象而特异的天地。不甘于平庸的有出息的诗人，总是以创造为天职，以重复为羞耻。
多向性。多向思维也称异向思维，这是一种发散型或辐射型的思维。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在《人类智力的性质》中认为，思维聚合于某一点的能力称为幅合创造能力，思维多向发展的能力称为歧异创造能力。艺术思维的多向性，就是有多个思维指向，多个思维起点，多个思维想象，一方面它能促使诗人保持对生活的敏感，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，拓广精神和表现的世界，同时，它又能使作者在表现同样的题材和主题时，具有抗压性与自变性的心理因素。抗压，是对前人和自己已成事实的艺术作品的反压力；自变，则是不甘重复而自我更新自我变化的能力。余光中说：“能否刷新题材，另拓视野，也往往成为诗人的一大考验。”（《与永恒拔河》后记）“我的作品也有意朝不同的方向探索，包括超文化超地域的层次。”（《隔水观音》后记）正因为余光中的整个诗创作具有多向性，不断地开拓与探索，同时在抒写同类题材和主题时，思维又能成辐射状多向展开，所以他的作品不仅丰富，而且多彩。相反，那种单向思维方式，是以单一作为思维的起点、核心与归宿的，这是一种内敛与封闭的思维方式，在这种方式的指挥之下，作品必然单调乏味，读者也会因固定刺激而引起感受的钝化和心理的厌倦。
余光中的诗涵盖面很广，举凡宇宙、世界、国家、民族、历史、人生、文化、山川、友谊、爱情等等，可谓无所不包，如同香港学者黄维樑所说：在这六十年里面，论作品之丰富、思想之深广、风格之多变、影响之深远，余光中无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。同时，余光中又能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手法去抒写同一题材与主题，作多向和多境界的表现。例如写屈原，余光中先后就有《竞渡》、《水仙操》、《漂给屈原》等多篇；写杜甫，则1979年有沉郁顿挫的长诗《湘逝》，十五年后又有感慨苍凉的短章《不忍开灯的缘故》；又如李白，余光中在1980年4月的四天之内，就分别写了《戏李白》、《寻李白》、《梦李白》。对《寻李白》一诗我曾在《名作欣赏》上撰文赏析，这里只引述篇幅较短的《戏李白》：
你曾是黄河之水天上来
阴山动
龙门开
而今黄河反从你的句中来
惊涛与豪笑
万里滔滔入海
那轰动匡庐的大瀑布
无中生有
不止不休
可是你倾侧的小酒壶？
黄河西来，大江东去
此外五千年都已沉寂
有一条黄河，你已够热闹的了
长江，就让给苏家那乡弟吧
天下二分
都归了蜀人
你踞龙门
他领赤壁
在这首诗的“附记”中，余光中说：“我认为诗赞黄河，太白独步千古；词美长江，东坡凌驾前人，因此未遑安置屈原和杜甫，就径尊李白为河伯，僭举苏轼作江神。”熟悉中国新诗中写李白的作品的读者，读过余光中其他写李白的诗的读者，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，艺术思维的多向性是一种何等可贵的创作心理素质，它能使作者在多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最佳道路进入胜境，使作品别有天地。
侧向性。侧向性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它是从离主旨很远的其他领域取得信息启示的思维方法。侧向思维的能力，就是利用局外的本来互不相干的信息来进行联想组合的能力，因为它与人的眼睛的侧视有些类似，所以英国医生德博诺称之为“侧向思维”。这种思维的高度发展，有赖于广阔的学识视野丰富的联想，以及积极的创造心理所形成的大脑皮层的“优势兴奋灶”。在诗歌创作过程中，联想与想象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，而侧向思维则有助于新异构思的获得和新颖意象的创造。
余光中的诗独创性很高，新颖的意象与意象结构层出不穷，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摆脱了模式化的常规思维线路，努力克服思维定式的消极惰性影响，追逐灵活多变、标新立异的“诗想”。试举例说明：
“落日说/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/那一截断霞是他的签名/从焰红到烬紫/有效期间是黄昏”，这是《山中传奇》的开篇。“签名”原是人的活动，与“落日”、“断霞”风马牛不相及，但一经侧向组合，便觉奇趣横生。“这二十四万里的归程/不必惊动大鹏了，也无须招鹤/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/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/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/接你回传说里去”，这是《寻李白》的结尾，李白的酒杯和现代的飞碟相距何其遥远，但诗人将它们一念相牵，便感妙不可言。余光中多次写过木棉树，它们的毫不重复，也有赖于侧向思维。“一场醒目的清明雨过后/满街的木棉树/约好了似的，一下子开齐了花/像太阳无意间说了个笑话/就笑开城南到城北/那一串接一串镶黑的红葩”（《木棉花》），木棉树开花是由于太阳说了个笑话，真是无理而妙。“把路人引诱过来的/不是红苞，是红葩/你最生动的竞选演说/是一路烧过去/满树的火花”（《敬礼，木棉树》），“红苞”谐音“红包”是讽刺台湾的选举，“木棉花”与“竞选演说”之间，实在也很难找到它们的必然联系，但慧心的诗人却将它们缔结姻缘，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而做出多样的反馈。又如《控诉一支烟囱》的开篇：
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
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
一口又一口，肆无忌惮
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
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
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
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
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
这首诗写于台湾南部工业城市高雄，“控诉”物质文明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。诗人赠烟囱以“流氓”的雅号，将浓烟比为“脏话”，而纯洁的风景则喻为“女童”，“破坏名誉”本来是对人而言，现在却移之于自然界的不知毁誉为何物的“朝霞和晚云”，它们显示的正是侧向思维中“横向联动”的新异性。试想，如果不是创造性艺术思维的作用，不是求新立异的侧向思维的催发，怎么会有这样脱俗的妙喻奇思？
西方有人在评论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时曾说：“所谓诗人，就是要看谁是可以回到童年的一种人。”余光中年且六十，已接近暮年，但他的诗心却依然青春，从他的近作看来，他的创造力的喷泉依然水花四射。是的，余光中的作品并非全部都可以为我们所接受和欣赏，他自有他的缺陷与不足，此处不拟具论。但是，他点燃的毕竟是中国诗歌这一脉永远的心香，仅以目前的整体成就而论，可以说他已经是中国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了。我相信，时间，这位公正严明的裁判者，最终会以他不锈的锋刃，将余光中的名字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