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白玉苦瓜的中国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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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诗首节描写白玉苦瓜的饱满圆浑，说它像吮吸了“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”；次节回头补述生长过程，说它是大地之母（“后土”）的“恩液”哺育出来的。这大地之母，就是“茫茫九州”，就是“整个大陆”，就是中国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苦瓜被“皮靴踩过，马蹄踩过/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”，所受的重重苦难（一踩二踩以至三踩，可见其惨重），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。余光中作品中常写抗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所以，这两行也可说专指近代中国的战乱（自然以抗日为最），因为皮靴和马蹄，古今都用，而“重吨战车的履带”，则非近代的武器莫属。

这样看来，《白玉苦瓜》的母爱、受难和中国的意义，就彰彰明甚了。即使撇开诗的内容不说，单就诗题而言，也可发现地道的中国性。苦瓜是中国人才爱吃的，西方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欣赏它那苦而后甘的味外之味。余光中像一般汉英字典的编者一样，把苦瓜翻成bitter gourd；此词普通的英文字典根本没有。苦瓜的学名是momordica charantia，一般的英文字典亦付阙如，可见外国人根本不知苦瓜为何物。

玉的中国性更具渊源。远古以来，玉一直被视为至宝，这种晶莹坚润的宝石，人见人爱。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里，“佩玉将将”，“鸣玉鸾之啾啾”，声音早就清脆悦耳；进而“美如玉”、“有女如玉”、“温其如玉”，则已经是美是德的形容了。贵人君子，买得起琼琚为装饰，“佩玉将将”，走起路来，好不威风。清贫之士，对宝玉可望而不可即，退而求其次，只好于想象中得之：“望瑶台之偃蹇兮”——多么瑰丽的景象！《礼记·聘义》记子贡问玉于孔子，何以君子贵之，孔子一口气列举出玉的优点，凡十有一项，计为仁、知、义、礼、乐、忠、信、天、地、德、道，几乎包罗了儒家所有的伦理德目：

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：温润而泽，仁也；缜密以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刿，义也；垂之如队，礼也；叩之其声清越以长，其终诎然，乐也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；孚尹旁达，信也；气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见于山川，地也；圭璋特达，德也；天下莫不贵者，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”，故君子贵之也。

既经圣人“鉴定”，宝玉的声价益高。完璧归赵，大概是第一个以玉为国宝的历史故事。秦始皇首先以玉为天子印，玉玺之名，于此开始。继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后，我国文学作品中真是宝玉纷陈，琳琅满目。据杜诗索引所示，玉字于杜诗中出现了近二百次；若把琼、瑕、璋等字也计算在内，更不止此数。杜甫诗中，天地山川、人物宫室、文采风流，莫不可以与玉联缀而成。李贺一句“昆山玉碎凤凰叫”，闻者凄厉欲绝；义山那行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观者凝睇茫然。金是西方最贵重的珍宝。中国非不重金，可是相比之下，玉无疑高占上品而为最珍贵的宝物。《红楼梦》最重要的角色宝玉和黛玉，名中有玉；前者出生时，口中衔玉，更是玉名玉质。可见玉之受国人珍惜，几千年来如一。文中有玉，文之美者也是玉。“字字珠玑飞玉屑”。然则，句句珠玑，篇篇珠玑，便该是“连城璧”了；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即以此称少陵诗。李商隐写的《李长吉小传》，说李贺死时，有使者引他升天，因为“帝成白玉楼，立召君为记”。白玉楼乃艺术之宫，应是李贺意中乐土。

上面提到诗人论诗，以为诗可不朽的，古今中外都有。李白以为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，和莎士比亚第五十五首《商籁》的

Not marble，nor the gilded monuments

Of princes，shall outlive this powerful rhyme；

（王侯公子的大理石和镶金碑座

都比不上这有力的诗篇长寿）

旨意极近。不过，李白用日月长明不灭写永恒之意，以与台榭之颓朽对比，意象鲜明；比莎翁只用抽象的“有力”二字为况，实在有力得多。英国有很多诗人都以碑座来形容诗文的不朽，莎翁之后，罗塞蒂（D.G.Rossetti）在《生命殿堂》（House of Life）中写道：“一阕商籁乃瞬间的碑座”（A sonnet is a moment's monument）；行末二字，形音都似，堪称妙绝。叶芝（W.B.Yeats）在《航向拜占庭》（Sailing to Byzantium）中，非常向往古时拜占庭的文采风流，以为在“长生不老的才智碑座”（monuments of unaging intellect）里，可找到永恒。

碑座之为物，用以纪念伟功盛业，以垂不朽。把碑座用来形容诗之不朽，自然可以。不过，碑座只是一种代表，本身并无伟功盛业可言。所以，以喻诗艺之不朽，当然比不上用古瓶或白玉苦瓜精当，因为二者本身都是艺术品，本身即是价值的所在。以日月为喻，其弊相似。（上引李白诗，日月乃用以对比台榭，故不能只就这比喻的精当与否而论断李白诗之优劣。）古瓶上生动的浮绘，白玉苦瓜传神的雕琢，都非艺不办。诗为艺术之一，无才无艺的人写诗，休想传世。英美现代诗的大宗师艾略特，标举“意之象”（objective correlative）之说，认为艺术上表情达意的方法，端在寻出与此情意相关的事象，然后将之表现出来。世人对此说景从附和，奉为写诗和评诗的圭臬。以喻诗艺之不朽，古瓶和白玉苦瓜之所以优于碑座和日月，关键即在“相关”（correlative）二字。

就其同者而观之，《希腊古瓶歌》和《白玉苦瓜》都象征了诗艺的不朽；此主题可无分中外，不论古今。就其异者而观之，则前者的西方性见于瓶上的爱情和宗教及其浓厚的希腊色彩，而希腊文化正是西方文化的一大支柱。后者的中国性，则完全由玉和苦瓜二者显彰出来。除了上面论之颇详的这第二层象征意义外，二者还有第三层的意义：《希腊古瓶歌》透露了济慈的诗观和诗艺，《白玉苦瓜》则成为余光中自己的象征。

在济慈眼中，美与真是和谐如一的。他的一封书牍有云：“紧凝（intensity）是每种艺术的极致；能紧凝，则一切杂沓可厌之物，皆烟消云散，而与美和真接壤。”另一封则谓：“我必须清清楚楚见到美后，才能确切感到它的真。”所以，诗中的“美即真，真即美”，乃济慈的诗观和哲学观，也是他诗艺所致力的目标。白玉苦瓜则是余光中，或者说，余光中的诗；而此诗表现这一题旨的手法，却一点不落言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