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天壮丽的霞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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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17年10月在高雄参加余光中先生的活动

6月中旬我与家人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，四个多月后我再到高雄，这一次乃为余先生九十岁（虚岁）庆生会兼《余光中书写香港纪录片》发布会而来。10月25日上午从深圳到香港到高雄到城中左岸爱河边的余家，一直“大步流星”。

与诗翁相见，他身体瘦弱，行动迟缓，和6月时差不多。日月逝于上，往昔清瘦而健朗的诗人，体貌衰于下，有如是者。去年7月跌跤受伤，后遗症竟如斯严重。诗翁头脑还是清晰的，余太太则如常清丽健谈，虽然也已经八十多岁了。

我的“伴手礼”是手杖、香炉和两张地图。余太太在杭州出生，我送的一张地图详绘大杭州的山水，希望二老将来还有机会在胜美之地登山临水；另一张则为“北斗”版大幅面“撕不烂地图”。余先生酷爱地图，中学时曾为女同学代画地图作为功课。他为长沙的李元洛散文集《凤凰游》写序，奉送亲自绘制的“湘鄂游记简便地图”。他一生推崇荷兰画家梵谷，在他翻译的《梵谷传》里，就附录了他手绘的梵谷行踪图。2014年澳门大学中文系举办余光中作品研讨会，在我的建议和鼓励下，北京大学的刘勇强教授就以余光中和地图为题材，写了一篇小型论文。

“……在长江和黄河之间/枕我的头颅，白发盖着黑土/在中国……”和“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/饕餮地图”是余先生名诗的句子。

面对我送的这张地图，拿着放大镜，诗翁应能又一次神游华夏的山水和名城。从前看台北《联合报》、香港《明报》和《大公报》等报的副刊，字虽是小楷小宋，两片老花镜就够了。当年《大公报》马文通兄约稿（后来由傅红芬女士约稿），我征得诗人同意，在《文学周刊》先后发表过很多光中先生的诗篇，有一两次整版都是他的作品。马兄厚爱，我还在这周刊连载长文章，评论余先生的诗作。余先生敬惜字纸，包括报纸，这些都一一保存。家徒四壁？余家的四壁徒然只是书刊。他书斋的书灾，从以前台北的厦门街闹到现在的高雄光兴路。

与诗翁夫妇晤谈，闲话家常。下午五点半出发到“新统一”用餐，路上二老有我和千金余幼珊搀扶。共进晚餐的还有金圣华、黄秀莲和王玲瑗几位，都是与“纪录片”有关、翌日要“作秀”的。两个多小时里，慢慢吃，闲闲谈，高雄和香港两地的语言和风俗，是零零散散的内容。餐厅的名字引人思考，却没有成为话题。餐厅的陈设和气氛都有西式的典雅，高雄这台湾第二大城西风可掬。

昔日聚谈，管它是长桌或者圆桌，管它在尖沙咀或者马料水，只要胜友如云、老友如云，余先生一定妙语如珠。他翻译过英国才子王尔德的四部喜剧，其趣语机锋，一定可以和我想象中的王尔德比美比隽。如果是“沙田四人帮”的聚会，又或者是四人帮之外还有金耀基这另一位才子（金教授当过中大校长），则话语之精妙，可供钱锺书写入《围城》续篇。有一次沙田帮在余府餐聚，教过莎士比亚的余先生，对着同仁Gaylord Leung（梁锡华）说，“我有一副对子了——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，The Gaylord of Shatin”。对子中，前者是莎翁一部戏剧的名字，后者指的是梁锡华——他本名是梁佳萝。Merry 和Gay都是快活的意思。1985年余先生离开香港赴高雄中山大学，沙田帮之一黄国彬写作大品散文以为送行，文中把诗人的咳吐珠玉记叙一番。如今锡华和国彬远在加拿大，四人溃不成帮，要记叙友情的话，只能沿“离散文学”（diaspora）一途。我们似乎在象牙塔里不理世事，其实社会时代的现实都在四人的思维和书写中频频出现。

四人帮兼治中西文学，所以出语往往混杂（我不禁要用hybridity一词），或会为人诟病。其实四人都热爱中文，余先生不用说，锡华和国彬都是散文高手，中国文学修养深厚。余先生礼赞中文的隽句，我这里非引录不可：是“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”的美丽中文。沙田四人帮固然在高雄不全，在香港更是绝迹了。幸好内地诸学者如喻大翔、曹惠民所称道的沙田文学还在。是晚餐聚、翌日作秀的金圣华和黄秀莲，还有在“纪录片”出镜而这次没来的樊善标等，与沙田校园有渊源的文学，正以现在进行时存在。

诗翁年迈，虽然人在高雄，已无复当年謦咳的雄风。进餐时，诗翁两次到洗手间，我都搀扶。触感他瘦削的手臂，我胡想到所谓文人“风骨”。宴会结束，下楼梯时，两位女士左右扶持，步步为营间我听到诗翁说“这里为什么这么黑”，语气带着惊恐。高雄是阳光之城，当下序属三秋，白天艳阳和煦。现在是金秋的良夜，清风习习，但大家都没有夜游的雅兴。诗翁夫妇回家，其他各人返回住处。这又使我想起90年代港台内地文友在港岛夜游的怡悦往事，很有杜甫诗“仙侣同舟晚更移”的风致。

26日上午我原来可以到余府陪两位老人家的——其实我年达古稀，邻居小孩多以“爷爷”敬称，也是老人家了。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，可乐谈可感叹的事情哪会少呢？诗翁要休息，他连中午中山大学校园贵宾餐厅的宴会都因要休息而缺席，而由余太太代表。菜肴丰美，宾主畅叙。然而啊，台湾“梅花餐”（宴席只提供五菜一汤）的口号早就不叫，香港“珍惜食物”的标语是空话，内地“光盘行动”实践不起来。海峡两岸在热情好客方面，早已统一。身为远客，我自然不宜晓以“光盘”的大义。

餐后到校园里西子湾畔的“西子楼”，教务长黄心雅教授周到地驾车与我同往。我先对着门口的诗板端详起来。6月在中大，被炎阳晒昏了头脑，没来观看余先生的诗《西子楼》。我看啊看，楼里的厅中已坐满了师生校友和我们几个“纪录片”的参与者。寿星诗翁与夫人坐镇主席，众小星恭而拱之。中大副校长陈阳益、教务长黄心雅、余先生和我先后发言。

陈教授称赞在校三十二年的诗翁，是镇校之宝；他不看稿子而举出余先生诗文篇目数字，言辞得体。黄教务长缕述余先生的贡献，包括他主持的文化基金会讲座，亲力亲为筹划。余先生讲话时，忆述当年在港对粤语“识听不识讲”的无奈；论薪金，他直言港台两地的数目是一样的，但一是港币，一是台币。香港的岁月，目前在座有中大旧同事我黄维樑和金圣华，因而说过的是“黄金岁月”。余先生讲话不掩亲切幽默的本色，但声音小了，也不像从前的铿锵。“纪录片”内容是余先生的香港时期，我讲话时三言两语把主角的生活和作品加以概述。诗和从前一样多产且优秀，包括情诗——给妻子的情诗，如《杏灯书》如《两相惜》。我讲时“偷看”在场的女主角，余太太似乎腼腆了。

跟着放“纪录片”，四十分钟里，金圣华、我、黄秀莲和樊善标分工讲说。我讲时没有忘记余先生亲笔写的那一句：在香港是一生中“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，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”。接下来切蛋糕，分享。我在中山大学当过客座教授，旧日的同事与学生等等，全场百多人，都来祝寿，也互道平安。

黄昏来了，诗翁请大家到楼外看风景。西子湾风景之令人陶醉令人惆怅者，莫过于黄昏。从诗人年迈到诗翁，《西子湾的黄昏》、《苍茫时刻》等诗已是中大人集体的咏叹调。我看着落日，看着余先生看着落日，仿佛深情看着。“看落日在海葬之前/用满天壮丽的霞光/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”。这一天的聚会我的记述草草收场，我与余先生交往的故事，快五十年了，更还没有从头细说。

12月14日余先生仙逝，快速得我措手不及，锥心不安。我想起那个黄昏看着余先生看着“落日在海葬……歌剧收场”……